五、天津美术教育的发展流脉与特点？

何先生介绍，天津的美术教育起步于美术馆。他说：说到天津美术馆，有一个人应该提到，那就是严志开，他留学日本后在天津建立了首座美术馆，一直从上世纪30年代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最终在50年代和天津历史博物馆合并。当初天津美术馆是仿造上野东京美术馆建制建立的，集美术教育、美术研究、美术收藏和出版于一体，办刊物，收藏名人字画，在天津美术普及和提高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天津没有专门的美术院校，但美术馆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包括刘奎龄的儿子刘继㔽这样的大家。不过，何先生略带遗憾的说，天津的美术教育一直不大稳定，如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美术院校，当时全国七个行政大区每区一个，位于华北区的天津成立了河北美术学院，但在1962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全国其它美院都没有下马，唯独天津的美术学院下了马。之后成立了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几经变化，现在稳定了。因此，天津本土画家既包括了原天津美术馆培养的，也包括后来河北美院，以及河北艺术师范培养的。另外就是从国内其它地方特别是从北京来的画家，其中油画家居多，也有一些中国画画家。

关于天津美术教育体系。何先生谈到，现在有些专家学者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20世纪近现代国画教育有两个教学途径，一个是院校派，一个是非院校个人教育，师傅授徒。在20世纪后半期，传统派和学院派这两种势力一直在竞争。比如“湖社”就是非学院教育，培养了大批画家。包括严六符先生的教学系统都属于传统派，延续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我就是严六符先生带出的徒弟。

何先生还特别指出，在天津美术教育的形成和变动发展中，很长一段时间在培养方向上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每个艺术院校都结合当时形势和需要先后设立了一个重要学科“彩墨写实人物画”，从中培养有生力量作为师资定向发展。但天津由于美院下马河北艺术师范刚刚成立而未跟风，反而有了一个束缚较少相对自由的空间，为此后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条件。　　　

六、怎样看待天津美术人才与事业发展的得与失？

改革开放以后，天津的美术事业得到更大重视与更快发展。何先生说，天津这个时期出现了何家英、刘全利等一批优秀画家，这和天津的美术教育状况与美术创作环境有关。如上所讲，是因为天津的艺术发展空间较为宽松。这已成为天津美术史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同时，何先生也谈到这样一个现象：由于天津离北京较近，天津美术人才的流动状态也出现不稳定，这与国内其他地方类似。比如很多人在天津待了较长时间发展成熟，但天津没能留得住，如何家英、杜滋龄等人最后都到北京去谋求发展了。各个画种，如油画、国画都有这样的现象。何先生认为，我们在研究思考天津美术发展问题的时候，这些方面也应考虑到。他还谈到，各个画种，各个美术品种，历史上发展状态也是不平衡的，比如天津重点发展中国画，其他如油画、版画、雕塑这几项在百年发展中某些阶段产生了断裂与缺项，或者某些领域比较薄弱，在全国有些项目没有产生更大社会影响。这些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与思考。　　　

七、关于“北宗”画风及先生自身艺术历程的特点?

何先生是当代“北宗”山水画代表性人物之一。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大展并获大奖，对“北宗”的研究及教学也很有成就，著述丰富。但先生十分谦逊，他说：我作画延续北宗山水的传统，后来在清华美院高级研究班代课，带了12期学员。2016年吉林艺术学院孙天穆教授建立了“北宗山水研究中心”，现在我在这两个院校带“北宗山水”的研究生。但让我讲北宗山水画的风格特点我还一时半时说不清楚啊。不过，何先生用作品精要说明了自己师承“北宗”画风的特点。比如他创作的《白帝烟霞》，用北宗山水画法来表现风景，用传统界画的方法来表现白帝城的建筑。还有《穿越唐古拉》，《江天楼阁图》，等等，都体现出先生画风的意境超凡与严谨清秀。

谈及先生的艺术历程，他说：我从事的专业在两个领域，搞美术创作也搞国画教学，还有美术史研究。从绘画角度，我是画山水画的，最早老师有两位，都是刘子久的学生，一个叫李洪月一直在《泥人张》工作室搞创作也教学生画国画。另一个是严六符先生，他是严范孙的侄孙也是刘子久的学生，在天津影响非常大，冯骥才、张洪迁、胡琴林、蒋万新、杨锦鑫、乔修业等这批人都是他的学生。后来我进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天津工艺美术学校，老师是赵松涛、穆仲琴。后来又去了天津美院，从师于孙其峰、刘君礼、溥佐、李志超和王颂余，一直没有放下中国画创作和研究。也写了一些技法研究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