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禹

何延喆，中国“北宗山水画”著名画家。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美院高研班和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美协会员，天津美协理事，天津文史馆员。早年师从津门书画家严六符先生，后得李智超、刘君礼、孙其峰先生亲传，又拜“北宗大家”孙天牧先生为师。其画风严谨踏实，气势恢廓。在创作、研究、教学多领域躬耕不辍，卓有建树。值天津美术馆《百年流变》画展举办之际，笔者有幸与何先生访谈赐教。其博闻多学及真知灼见，令人感佩，颇受启迪。

一、如何客观估价天津美术的发展？

何先生认为：探索天津美术发展应具多维视野。一是地缘因素；二是要放在天津乃至国内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这个大背景下去考察；三是美术自身发展规律。何先生坦言：天津处于九河下梢，是北京门户，又位于渤海湾这样的地理位置，就美术而言，历史上同江浙一带、广东等地相比并不算发达。早年间主要是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刻砖刘、风筝魏这样的民间艺术更为发展。直至清朝末年及民国成立以后，随着天津半殖民地化日益加剧，加之西方外来文化，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天津美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才有了长足进步，并逐渐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二、新文化思潮对天津美术有哪些具体影响？

对此何先生认为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结合”新画风的形成。他说这是天津美术的一个特殊现象，影响深远。何先生回顾道：晚清民初，由于新文化风潮影响，天津画坛张鹤安、李复林等一批前辈，将学习清代恽南田常州派花卉同西方强调光影明暗、强调真实感的方法糅合在一起，创立了张鹤安那一派的花卉技法，对天津影响较大。那时天津一些画家有的是从西方学习归来的，比如当时被称为画坛“四李”（李铁夫、李益世、李超世、李叔同）之一的李叔同先生，晚清时到日本学习绘画，学成回到天津曾在直隶高等学校图案科任教，由于待的时间短，并未造成广泛影响，他打的基础也没有延续下来。南下以后，才在南方教出了丰子恺这样的高足。何先生说：当时能在天津画坛产生影响的，恰恰是一批采用“中西结合”画法的天津本土画家，在中国画方面如刘奎龄先生。他接受的教育因其姐姐嫁到当时的大教育家严范孙严家，与严先生多有交往，又在南开中学接受了西方教育，外语好，同时对传统文化研究深厚，这就使刘先生在绘画的“中西结合”上造诣更深、成就更为突出。

三、绘画是画家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与观照。天津的画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特点与贡献？

何先生认为，天津的画家更注意观察生活，并善于将自己的独特体验融汇到绘画之中，形成特色乃至风格。以刘奎龄先生为例，他说：刘先生自幼生活在天津城郊结合部这样的区域，又出自天津八大家“土城刘家”这样的富户，他学画不是为了谋生或功利目的，就是喜欢，所以能沉下心来对周边生活做细致的观察，并将自己的体验用画笔来写实和反映，选材上也独辟蹊径。比如花鸟，花卉，日常生活所常见的家禽、池塘、溪水、树木和木栏杆等等，甚至外国人开办的养牛场中的奶牛，都成为他描摹的对象。何先生诙谐的说，中国古今唯一在绘画中表现奶牛的可能就是他刘奎龄先生了。何先生指出，由于刘奎龄善于用自己对生活的独立体验与独到体会来反映现实，因而成为当时风格比较独特的画家。所以当代学者有的研究认为，刘奎龄的画风可以独立成派。

四、天津美术近代百年有哪些有影响的传统流派？

对这个问题，何先生特别强调了《湖社画会》对天津近代美术的影响。上世纪20年代，我国画坛巨匠金城及其子金开藩与同门弟子数百人在北京创立《湖社画会》，以弘扬国粹为旗帜，荟萃名流，影响深广。30年代还在天津创办了分会。何先生介绍，天津近百年美术史中有一支传统画派，就是北京《湖社画会》培养的一批画家，其中有三位画家在天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刘子久、陈少梅和李鹤筹。

何先生说：《湖社》里有所谓“十大湖”一说，即最优秀的、影响最大的、画卖得最多的有十个人，这些人都把“湖”字放在自己名号的末尾，故有此称。其中三位便是刘子久“刘隐湖”、陈少梅“陈升湖”和李鹤筹“李枕湖”。他们不仅自己搞艺术创作，而且培养了大批学生，比如天津老一辈画家中较有成就的孙克纲、严六符、刘维良等。而且刘子久“刘隐湖”还当过天津首家美术馆的馆长。另外，刘子久和陈少梅是很要好的朋友，在长期交往中吸收了很多陈少梅北宗山水的画法精要，因此在他的学生中多数从事北宗山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