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边楠

G:郭雅希

郭雅希：1958年生于天津。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91—1994年在天津美术学院攻读西方美术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94年留校任教。1999—2010年为《北方美术》执行主编。2002年为天津美院西方美术史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2004年为史论系主任。2009年为天津美术家协会艺术理论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

边楠：天津美术馆学术典藏部工作人员

B:我们现在研究湖社画会在天津的发展，离不开当时天津的大的文化背景，这种背景与时代肯定有密切关系。

G：要了解天津美术，首先要了解天津美术的文化氛围和天津美术的文化根性。天津美术的文化氛围可以追溯到两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860年这段时间，两次鸦片战争由于《天津条约》，还有《北京条约》，以及天津被迫的开埠，使天津成为面对世界的开放城市。由于面对世界的开放城市，使得天津见到很多内地见不到的西方的东西。此外，“洋务运动”可以说对天津也有一定的影响。从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天津就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特别是从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使天津成为北洋新政的一个重要基地，从此之后，天津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还是文化，都成为全国中心的一个城市。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天津在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一方面它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屈辱；另一方面，天津也成为中国最早产生独立思想的文化基地。

B：当时在绘画上，天津有很多画家都是受西方的影响，好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刘奎龄。

G：这种特点在美术上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是水墨画，另一个是油画。版画相对比较弱，雕塑相对更弱一些。上海的一位学者黄可做过一个定义，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说中国的美术从传统的文人画向现代的水墨画转型，有三个重要的画派：一个画派就是上海的“海派”，一个画派就是广州的“岭南画派”，一个画派就是天津的“刘奎龄画派”。“刘奎龄画派”对于传统中国文人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起到了重要的转型作用和推进作用。油画是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美术现象。这种美术现象的鼻祖可以追溯到李叔同，他是天津人，自费留学日本回来之后，1911年，在天津教学任教，除了传授西方现代主义油画，还传授西方的音乐、西方的话剧、西方的民谣、通俗歌曲等等。总之，李叔同可以说是现代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位传播者和奠基者，后来他出家了，但这段影响对天津现代主义文化非常重要。

B：这应该也不是偶然个别现象，而是一代人的一种文化趋势。

G：对，当时还有几乎与李叔同同时留日，留学回来在天津传授现代主义艺术的陈之驷、黄辅周等等。再后来就是严修的第五个儿子，叫严智开。严智开曾在日本、美国和法国留学，留学回来之后，1930年在天津建了一个美术馆，然后在美术馆办班培养学生，也是传播现代主义文化的教育家和艺术家，现代主义文化就是继印象主义之后的后印象主义，还带点表现主义色彩的画风。再后来就是天津的李骆公和李文珍。李文珍是20世纪40年代，北平国立艺专毕业的，毕业之后在天津耀华中学做美术教师，虽然他不是在美术院校任教，但是他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中央美术学院都找他要学生，而且有的学生确实很出色。李骆公在天津美院前身任教，天津美院前身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是河北师范学院，后来在1980年改为天津美术学院，他是创立天津美术学院油画教学的一位泰斗级人物，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一位奠基人。

B：是不是天津后来的美术发展和这种早年的文化趋势也有很大关联？

G：是这样，在李骆公之后就进入60年代，60年代走出了后来担任天津美院院长的张世范，当时他还不是院长，刚留校他就被选派到浙江美术学院博巴油画训练班，在那里学习油画。博巴油画训练班也是一个传播现代主义绘画的重要基地，现代主义绘画基地完全不同于当时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流行的现实主义画风，相对比较注重形式探索，这个脉络正好跟李骆公、李文珍，还有李叔同他们所探索的现代主义绘画一脉相承。到了60年代、70年代中国盛行现实主义的时候，天津美术学院也是有很多画得很出色的画家，比如说秦征、邓家驹、沈尧伊这都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画家，他们是画现实主义的，是当时的主流，不仅是油画、版画、雕塑都有现实主义的传统。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进入80年代，天津美术学院的表现主义画风又兴起，而且在全国非常有影响。这种表现主义画风跟20世纪初的李叔同，还有20世纪40年代李骆公、李文珍所倡导的画风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纯形式探索的一种新的转换。到了90年代，天津引进了很多从外地调入天津美院的“移民画家”，他们的画风也带有明显的表现性画风，这种表现性画风，也属于纯形式探讨的一种画风。这种画风为什么在天津这么集中，表现得这么成熟，这与天津的历史文化渊源有一定的关系，也与天津的文化根性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