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文生

一幅绘有抱鱼娃娃的《莲年有余》，让很多外地乃至海外朋友认识了杨柳青年画，进而了解到天津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抱鱼娃娃不仅是杨柳青年画中最经典的艺术形象，也成为很多人眼中具有代表性的天津文化符号。近日，天津美术馆推出“笑语飘向远方──杨柳青年画儿童形象发展史”展览，记者采访了该展策展人和文史专家，请他们讲述杨柳青年画儿童形象的传承与发展。

　　从细节中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

　　提到杨柳青年画，很多人立刻会想到抱鱼娃娃，但是专门以杨柳青年画中儿童形象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展览还不多见。

　　此次展览由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文艺两新专业委员会、天津美术馆共同主办。策展人高爽告诉记者，策划此次展览的初衷是更好地挖掘、研究、展示天津本土文化。他在天津博物馆丰富的杨柳青年画馆藏资源中发现，儿童形象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体现在儿童的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在儿童的发型、发饰、服饰、行为等各个方面。他说：“比如儿童的发型及其名字，类型非常多，甚至有些发型从秦汉时期就有了。还比如长命锁，绝大部分展品中的儿童形象都有佩戴，可以看到几十种不同的造型。”

　　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杨柳青年画儿童形象的活灵活现和丰富样态。在展区入口处，有一个展板专门介绍发型发式、服饰装饰等内容。带着这些细节，观众可以更“近”地观赏杨柳青年画，一窥年画艺人创作时期的社会风貌。

　　从生活场景走向符号化的独立展示

　　此次展览主要选取了从清中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年画，按照历史脉络布展，使观众可以直观地看到儿童形象的变迁。记者注意到，在清中晚期的年画中，儿童通常与仕女一同出现在室内、游廊、花园等生活场景中，画面较接近院体画的风格；其后，儿童逐渐成为年画的主角，像《八扯图》《十不闲》等年画中，京剧演唱、锣鼓乐队等成人行为都是以儿童形象进行展示；到《莲年有余》等年画，儿童已成为独立占据整幅画面的艺术形象，完成了从相对写实到符号化的发展。

　　天津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宋杨向记者介绍，仕女、童子的形象在传统绘画中比较常见，代表着古人对美好祥和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早期的杨柳青年画从古代卷轴画中借鉴了人物形象，后来儿童形象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杨柳青年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形成风格的过程。

　　宋杨表示，在民间，儿童在婚育、家庭、教育、财富、健康等方面承载着诸多美好的寓意，儿童形象逐渐从生活场景中脱离，与瓜果、神兽、器皿、珠玉、宝石等同样有吉祥寓意的符号叠加。同时，画面中人物的背景在简化，直至成为空白。这一变化还有着客观的原因，那就是制稿、刻板、上色等工序可以得到简化，更适合大量印制、传播，满足市场需求。

　　从儿童形象变迁的意义上看，《莲年有余》这类年画中，抱鱼娃娃作为具有符号性作用的形象出现，配合以高度成熟的色彩搭配、服装头饰设计及莲花的加入，在艺术性和寓意两方面达到了高峰，体现了杨柳青年画对独特性和品质的追求。

　　认识时代、理解社会的鲜活记录

　　杨柳青年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一方面实现了艺术的进化与完善，另一方面也记录和反映着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

　　民国时期，随着社会与时局变化，杨柳青年画涌入了许多新题材、新内容。如《南风解恽· 阳春白雪》中，儿童戴上了鸭舌帽，穿上了中山装，听起了留声机和手风琴；《新印天津紫竹林跑自行洋车》中，儿童置身租界的西洋建筑群中，好奇地看着自行车表演；《五福临门》与《多福多寿多财宝》中，传统的儿童形象与近代的儿童形象出现在同一个空间，进行了新与旧的有趣对照。

　　在高爽看来，杨柳青年画儿童形象在发展伊始便具有了多样化的基础，随后经历的发展变化，成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标记。因为留存下来的可观数量，杨柳青年画儿童形象可以让今天的观众透过种种时代表征，深入到深层的时代肌理，进而挖掘和梳理出社会与时代赋予“儿童”的深刻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柳青年画不仅蕴含着天津本土丰厚的民俗文化，更是人们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时代、理解社会的鲜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