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三 《山茶水仙图》，1946年，天津博物馆藏

图四 《牡丹册》局部，20世纪40年代，天津博物馆藏

刘子久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任职期间，举办和参加了很多画展，资料记载的有十余场，其中包括海外和国内展览。如1935年，“湖社在法国举办‘中国湖社画展’，刘子久作品参展。”［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刘子久作品远赴欧洲，令西方人能够有机会欣赏到来自中国渤海之滨画家的充满东方审美情趣的画作。同时也表明作为当时颇具声望的美术机构，湖社在画坛的影响力已越过京津两地的局限，开始向周边和更远的地域传播。东西方的交融不只体现在笔墨上，而是践行在真实的互动中。再如1938年9月，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举办湖社画会展览，也有刘子久的作品亮相。随着这些展览活动的开展，刘子久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外大众的视野里，由此奠定了他在京津美术界的重要地位。另外，担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的刘子久，不仅担负着普及大众美术教育，发挥美术馆各项职能的使命，还怀有心系苍生的大爱情怀。1938年夏秋之际，天津海河洪水肆虐，泛滥成灾，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看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批灾民，刘子久心急如焚，很快投入到赈灾活动中。“12月，赈灾画展在天津市立美术馆举办，刘子久、刘维良、黄士俊、李文渊、俞嘉禾等人作品参展。”［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他们通过这种形式为灾民募捐，体现了天津艺术家的社会担当。

从1934年到1949年，刘子久在天津市立美术馆的十五年间，做了大量征集、收藏、展览、办班、授课等方面的工作，但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完成了近200幅山水、花鸟题材的创作，其精神和造诣令人钦佩。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段时间应属于刘子久一生创作的探索成长期，体现了他在绘画认知上的改变。此时，刘子久逐渐从前辈笔墨的临摹中脱胎出来，开始了更富个性化的艺术探索。他的山水、花鸟作品，在传统技法形式之外，多频次地出现了光影、素描等西式画法。这不仅是因为刘子久在上中学时就学过西方绘画，而是他的绘画理念在悄然生变，中西融合成为他开辟的绘画新径之一。另外，山水与花鸟的融贯通汇，也是他开拓性的笔墨展示。比如花鸟画在表现花鸟意象同时，亦注重山水景物的描写，描绘花鸟适当引进山水画的技巧等，皆构成了刘子久花鸟画的独到之处，并导致其作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演进。刘子久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画家那个时期艺术轨迹的真实记录，虽然只是他一生艺术生涯的一种经历和过往，但也是极有意义的。不仅从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京津美术界的进步与繁荣，也为后人深入研究京津画坛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直观丰富的佐证。 

2020年9月30日，为了纪念天津市立美术馆（天津美术馆前身）建馆90周年，天津美术馆举办了“饮湖清澜——天津博物馆馆藏刘子久作品展”，展出了90件/套天津博物馆馆藏刘子久作品，代表了刘子久为中国美术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为世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令人仰慕、尊重与怀念。这些藏品主要源自家属捐赠，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在美术馆工作期间创作的作品，如《踏雪寻梅图》《溪山幽趣图》《竹石鹦鹉》《玉米麻雀》等。他赋予世人的不只是精湛的笔情墨趣，还彰显了一代名家的学识、风骨和品格，如泛起波光的清澜，在过往的岁月里潋艳。当我们重新回顾刘子久的这段艺术生涯，依然会被其作品折射出的艺术精神所感动，在敬重和感怀之外，更多地沉淀为经久的记忆珍藏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