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苦钻研

谢稚柳先生出身在常州武进的一个书香世家，常州，历来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画家顾恺之，便是魏晋时期常州人。他自幼天资聪颖，兄长谢玉岑，钱名山的学生，人称“常州才子”或“谢家宝树”。以诗享誉江南，能书善画。其师钱名山为当地名流。谢稚柳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血管里自然流动着诗、书、画的血液，自幼受到熏陶，学习诗文丹青，热衷观摩古画。20岁始便经常出入中央博物院赏画，给他打下了良好的绘画和鉴赏基础。年轻时他倾心于明代陈洪绶的艺术风格，但他又不拘泥于一家一派，十分注意探讨古代绘画的源流与递演关系，力图从认识绘画发展的规律中，去撷取传统的精髓。晚年自创“落墨法”，纵笔放浪，墨彩交融，别出心裁。

谢稚柳的女儿谢璎在谈起父亲时，她说父亲有一个“老习惯”，那就是“上午休息，下午接待来访客人，晚饭后开始泼墨作画直至凌晨。”［《女儿眼中的谢稚柳》，《中国书画报》，2015年1月17日，第5期，第3版。］弄堂里就数谢先生房间熄灯最晚了。正是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谢先生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画佳作，如《云壑松风图》《松下弹琴图》《林中仕女长卷》等，从此声名远播。

（二）注重实践

谢先生非常注重实践，他认为“认识始于实践”［谢稚柳：《论书画鉴别》，《鉴余杂稿（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页。］，学习书画不仅要学习、研究前人的艺术成果，还要亲历名山大川，从自然生活中汲取养料。1942年初夏，他接受好友张大千的邀请，赴敦煌石窟进行考察。

谢先生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对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水峡口四处洞窟作了全面的考察，对415个洞窟的洞形、塑像、壁画、题记、题名等内容作了详细的著录。他每天上午乘着太阳升起的光线入洞丈量壁画、记录文字。“全洞四百余窟，大小错综，鳞次栉比，最高处筑洞四层，皆一窟一窟量下去，一笔一笔记下来，日复一日。”［原郁：《谢稚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5页。］经过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实践考察，他对中国早期绘画源流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写出了一系列有理论深度的论文。整理编辑成《敦煌石室记》一文和《敦煌艺术叙录》一书，成为较早研究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的专著，谢稚柳也成了中外知名的敦煌学专家。

（三）以画养鉴

谢先生认为，“历史、文学、书画理论等等，对书画鉴别也有密切的关系。”［谢稚柳：《论书画鉴别》，《鉴余杂稿（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页。］古书画鉴定、画史研究和书画创作实践是互为一体、遥相呼应的整体。因为鉴定古画需要深入了解画理结构，敦煌之行，为他的书画鉴定工作，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谢稚柳的画，上溯五代三唐，画境明丽，气象宏博，而又潇洒闲适，不落古人窠臼，达到绘画艺术的一个新高度。谢先生的画风形成是与其广览天下名画的鉴定工作密不可分的。

1962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书画鉴定小组成员，谢稚柳和张珩、刘九庵等先生作为鉴定组成员，他们“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旅大，跨越四省，往返半年，所见书画万余轴,”［谢稚柳：《北行所见书画琐记》，《鉴余杂稿（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4页。］对全国各地所藏古代书画做了全面系统的鉴定，并整理写成《北行所见书画锁记》一文。

谢稚柳先生和天津文博界颇有渊源，1962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书画、铜器鉴定小组来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鉴定文物。文物鉴定专家张珩、谢稚柳、刘九庵、唐兰、罗福颐等，共鉴定书画、青铜器、玺印等文物七千余件，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在其鉴定的基础上编写出《文物一级品简目》。

1983年，国家文物局组成全国书画鉴定组，任命谢先生为组长，他和其他资深鉴定家，历时8年，行迹中国20余省市，过目鉴定历代书画达10余万件，整理出版大型图目20余卷，工程浩瀚，成绩卓著。这堪称一项泽被百年的功业，他们为文博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留史册。

在书画鉴定上，谢先生主张坚持客观、冷静、辩证的态度。他主张对专家们有不同意见的作品，不要轻易下否定的结论，可以异见并存，待以后有新资料再作深入的研究，否则可能埋没了明珠。他对每幅画都要在详加审视、多方举证的基础下再作论定，生怕由于一时疏忽而使一件真画从自己手中流失。他是书画家加鉴定家，强调把握整体，辅以细节，综合各方面因素从时代风格、气息、笔墨、线条等艺术角度进行感知、鉴定和判断，可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眼光独到、经验丰富，具有时代高度和地位的鉴定方法，使他享誉海内外，成为中国书画鉴定的权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