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爽

陈少梅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中传统派画家的代表人物，于天津地区的影响尤其深远。作为一名全能型的天才画家，他年少成名，深得业师金城厚望，并终以对北宗山水画传统的承继与发展独步于世，成为近现代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在短暂的艺术生涯中取得如此成就，不啻为陈少梅天赋和才华的一个证明，然而，如果没有其父陈嘉言的影响，他的故事或许难以发生。

陈嘉言在家学蒙养及社会地位上对陈少梅起到的帮助是巨大的。衡山陈氏一脉素以仕进为业，陈嘉言亦不例外。他光绪八年（1882）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及第，历任翰林院编修、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工科掌印给事中和福建漳州知府等职。作为一名经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士人，他在传统文化方面学养深厚，诗文书法皆称誉一时。在这种家庭背景下，陈少梅的天赋自然比较容易得到更好的引导，虽则一些细节也颇值得注意。

对于陈少梅的早年，目前并无直接的文字记录，只有记载陈嘉言人生经历的两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一篇是《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此文载于《大道半月刊》1934年第16期，署名赵启霖。［据陈长龙先生的记载，此文的作者还包括熊希龄、萧荣爵、夏寿田、郑家溉等前清翰林。］另外一篇则是《清翰林院编修给事中福建漳州知府陈公梅生先生墓志铭》，此碑立于1934年7月，由文詠撰文，康和声书丹。这两篇文字在史实描述上基本是一致的，唯独关于陈嘉言返乡的记载存在相互抵牾之处。

陈少梅1909年出生于陈嘉言59岁任漳州知府任上，父子年龄相差近一个甲子。在陈少梅出生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陈嘉言拥护漳州光复，挂冠去职。《事略》载：“乃克至沪。循海南归。既抵里门。赁宅而居。卖文鬻书。以易薪米。仅足自存。”《墓志铭》却说：“始克至沪，侨居数月，夫人卒于邸次，诸公子扶櫬归葬，公仍留沪上，旋入都。”［此碑原文为：“公仍留留沪上，旋入都。”第二个“留”字疑为衍字。］

据《墓志铭》载，“岁甲寅，袁项城聘王湘绮先生主修国史，公为编纂”，则陈嘉言赴京的时间是1914年。陈氏一家客居上海则在1911年底到1912年的几个月中。如果陈嘉言此后的两年时间在上海度过，那么，陈少梅的幼从父教就无从谈起了。此外，陈嘉言赴京时，陈少梅亦只有6岁，即使此前他们一直在一起，这位老父对幼子的直接教育应该也是有限的。

同时，关于陈少梅赴京的时间，也多属推论。仍以陈嘉言的经历为参照，民初国史馆于1914年5月25日成立，陈嘉言的职位并非编纂，而是秘书，主要管理文书事务。［见《民国国史馆研究》第一张第一节，作者夏雨。］然而王闿运于1914年底从国史馆负气离职，国史馆改由他的学生杨度主持。由于各种问题，国史馆愈发难以维持，终于在1917年4月遭到停办。在这种情况下，陈嘉言未必有条件让陈少梅赴京。而且，在国史馆停办一年多之后，陈嘉言才得到了国会议员的工作。1918年8月，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决定重选国会议员，是为安福国会，陈嘉言以安福系的身份进入参议院。［见《安福国会研究》第二章第五节，作者贾德威。］民国初年国会议员的薪资颇高，足以改善陈嘉言在京生活的经济状况，并且给陈少梅的赴京提供宝贵的机会。因此，陈少梅在陈嘉言担任议员后来到北京的可能性很大，《民国时期京津两地的传统绘画支持网络——以陈少梅为个案》也推断：“1920年时，陈嘉言在北京的生活己经稳定, 因此在这年之前他己携少梅来京。”［见该文注释第15条。］

虽然安福国会在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遭到解散，陈嘉言的议员身份也随之消失，但是陈少梅入京之后与陈嘉言共同生活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民国十五年（1926）丙寅九月，（北京湖广会馆）开同乡大会，议决董事会简章，设立本馆第一届董事会，推陈梅生太史为董事长，陈子皋中将、王绍荃次长为副董事长，熊秉三、付治萝诸公为董事。” ［见《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湖南会馆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作者唐柳琴。］据1918年3月京师警察厅颁布的《修订管理会管规则》要求，董事任期均规定以两年为满。［见《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湖南会馆研究》第三章第一节，作者唐柳琴。］如果陈嘉言没有中途退职的话，那么他离开北京的时间当为1928年之后。1928年，陈少梅20岁。

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是陈氏父子共同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陈少梅最容易得到父亲教育引导的一段时间。然而，在这段时间中，陈嘉言仍在不断地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除去个人的言传身教，陈嘉言以其社会影响力给陈少梅的绘画学习提供的便利条件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