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馆前身为天津市立美术馆，位于中山公园内。该馆筹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冬，翌年10月馆舍落成。这是一座白色西式建筑，为两层楼房，下有地下室，楼上是展览室。美术馆内分建筑陈列室、石刻陈列室、国画陈列室、雕塑陈列室、西画陈列室、画室和课堂等。

该馆首任馆长为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的严智开教授(严修之子)。严智开先生利用严氏家族兴办新学的强大影响力，自己在东洋和西方学习绘画和美术教育的资历，以及其兄严智怡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省教育厅厅长的有利条件，倡导成立天津市立美术馆，在天津市市长崔廷献的支持下得到批准，并被委任为第一任馆长。美术馆开馆后，除定期展览古今美术作品外，还办有绘画传习班，招收青年美术爱好者学画。

天津市立美术馆在 1930 年完成初期建馆作业之后，在开馆运营之前，就制定出了美术馆基本的管理方针体制，依据当时天津市政府制定颁布的“天津市计划大纲”的规定制定的，制定美术馆初期运营的基本行政和管理体制，也是稳健运营的制度保障。其主要规定如下：馆长总理全馆大小事务，馆长之下，设馆务会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鉴定委员会、设计委员会等机构，以及秘书及一股、二股、三股主任各一人；第一股主任掌理文书、庶务、会计、保管、交际；第二股主任由秘书兼任，掌管鉴定、征集、调查等事宜；第三股主任由馆长兼任,掌理编辑、讲演、研究、陈列、展览、图书等事宜，其中研究组下设国画、西画、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研究班，美术教员进修会、摄影研究会、篆刻研究会；这些研究所（组、班）均聘请各专家担任各导师。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美术现代化运动在“美术革命”的引领下如火如荼,中国现代新兴美术教育亦随之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蔡元培的大力倡导及身体力行的实践推动。在蔡元培的美育宗旨指引下，传统美术与现代美术也在彼此碰撞中擦生出新的思想火花,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由此进入了新时代。

天津美术馆副馆长卢永琇介绍：当时为国民进行美术教育是一种思潮，很多从国外归国的留学生成为了这样思想的实践者。天津市立美术馆归属于教育局，属于社会教育机构，美术馆不仅在开馆宗旨中就明确提出其美术教育的职能，也进行了一系列美术教育实践。比如，1931年就成立的西画班，分为日班和星期班。日班三年全日制上课，有寒暑假，星期班就是业余时间培训。日班的学员毕业后，美术馆还会帮助介绍工作。此后还陆续成立多门类的艺术研修班。

美术馆酝酿创立期间，严智开在考虑专业设置和导师人选时首先想到了刘子久，早在中学时代，他就与刘子久相熟，两人都同时就读于南开中学，都喜欢美术。后严智开到国外留学学油画，刘子久则到北京学习传统国画。当时，严智开就向刘子久透露了这个意向。但刘子久彼时正在京崭露头角，舍不得离开，所以迟迟拿不定主意。津门有一些画家想谋这个职位，但都未被严智开相中。在严智开先生心目中，此位置非刘子久先生莫属。

将美育工作坚持到底

为中国书画的发展积蓄了后继力量

1934年四五月间，严智开接到了教育部所发聘书，将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校长。他要将美术馆的办学事项进一步落实，为此再一次向刘子久发出邀请。而这一年，44岁的刘子久先生接受了邀约，举家回到天津。从1934年5月开始，刘子久先生在天津美术馆任秘书兼第二股主任和国画导师，除教学之外，主管鉴定、征集、调查等事项。

对于美术馆的工作，子久先生非常认真负责，对职责分内之事一丝不苟。就拿子久先生为馆里征集书画藏品这项工作来说，美术馆有其职能的约束、经费的限制，为此子久先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他主动将自己的一些藏品和个人作品无偿捐给美术馆，又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友朋关系，得到了不少湖社同仁的作品，除了将“琉璃厂内十大湖”的作品搜集齐全之外，还陆续征集了北京、上海等地许多画家的作品。同时也注重收藏本地画家的作品，往往不以名气大小为主要原则，除了像陈靖、张兆祥、陆文郁、马家桐、刘奎龄、陈少梅等大家之外，还包括李霞山、谈月色、周铁珊、黄逸儒等津地名家的作品。

在国画教学上，刘子久先生也非常认真。曾经有学员回忆，刘子久先生平时画了大量的教学画稿，每次上课都能保证学生人手一张，每周换一次画稿，学生自始至终有画稿临摹。作业则给予修改和讲评，使学生受益良多。十余年间，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在一份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学员名单中，可以看到刘继卣、王为(颂余)、刘维良、孙克纲、黄士俊、崔金刚、严六符、张鹤鸣、王宝铭、刘元方、梁仲英、商彝、李叔宏、赵文生、刘宏昌、邵洁、俞嘉禾、李文渊、李鸿樾、刘燕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