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入“古法”

金城重视师承，提倡临摹，认为“成规熟谙，智巧自生”。刘子久便从金城开始，对历代诸家的重要作品进行逐一临摹。事实上，除《仿金城紫翠峰峦图》之外，天津博物馆所藏的刘子久在1949年以前的山水作品多是传统风格，且多数是临摹作品或带有仿的性质的作品，如作于1925年的分别仿自金城的《溪亭观瀑》［《金北楼先生画集》，台湾中华书画出版社，1976年，第14页。］和《携琴访友》［《金北楼先生画集》，台湾中华书画出版社，1976年，第36页。］的两幅山水作品，作于1936年的《拟瞿山笔法山水》及作于1937年的《拟六如居士法山水》等。在相应时期，刘子久亦有大量作品在当时的刊物上登载，其面貌亦是相同的情况，其中临仿古代名家而见于题目的作品便有《刘子久仿燕文贵山水卷》［《湖社月刊》第11～20期合册，第138页。］和《刘饮湖仿云林山水》［《湖社月刊》第91期，第13页。］等。

统观这些传统面貌的作品，可以发现刘子久主要在两种风格中用力颇深，其一是偏于北宗的一路，由宋代的李刘马夏而至明际的周臣唐寅，再至清初金陵八家中的樊圻、高岑，一路贯穿下来。这一类作品颇多，突出者有作于1945年的《山水四条屏》（图六）。其二则是以王蒙为主的南宗的一路，可相与参照的包含梅清和一部分四王的作品，但仍然是强烈的王蒙风格。这一部分作品如1932年《湖社月刊》第60期所载的《刘饮湖山水》（图七），1944年所作的《松阴品茗图》等。

图六 《山水四条屏》之四，1945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图七 《刘饮湖山水》，1932年，刊于《湖社月刊》第60期第6页

北宗注重构势、布局，且精于对客观物象的再现，南宗则通过对笔墨程式的开发，既强化了其抒情作用，又丰富了其形式美感。两者也各有所限，且发展既久，各有成规，容易将人陷于教条。因此，自明际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以来，甚至是这种说法尚未形成之前，融合两个体系的尝试就不断出现，成功的范例也代不乏人，金城便曾提到“元高尚书彦敬……全由宋北宗画中变化出之，而不失南宗之面貌，故能独创一派”“王石谷熔南北二宗于一炉，摹宋则宋，摹元则元，而其笔墨间自有本来面目在，故能集群圣之大成，而为一代之宗工焉”“云间画派，秀润清腴，根本北宗，而用南宗。盖其表面虽秀逸而不弱也”［金城：《画学讲义》，《画论丛刊》第四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60、1276、1310页。］等。

融合南北是刘子久深入传统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其同时代的画家们广泛进行的一项重要探索。他们的努力所共同导向的结果，就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小北宗”［何延喆、刘家晶：《中国名画家全集——刘子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风格，刘子久则属于其中的佼佼者。他携这种风格进入了艺术事业上第一次高速发展的时期，频繁地参加国内外的重要画展，作品销售情况也颇为喜人。但是，他的艺术道路即将迎来又一次转向，那是金城曾指向过的一个远方，正等待着他更进一步。一个契机随着新年画运动的到来不期而至了。

1949年11月23日，文化部发表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拉开了新年画运动的序幕，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大量的艺术创作者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这种氛围也感染了刘子久。1950年2月25日，《天津日报》刊发了刘子久所写的《关于年画》，反映出刘子久将创作引向现实生活的思想转变。1953年，《给军属拜年》《支援前线》创作完成，成为刘子久在年画方面进行尝试的成功范例。而这些也推动了刘子久在山水画方面的相关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