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孙老师在传帮带这方面做得很好，不仅是教学生，我在这方面也学习了不少东西。我们无话不谈，但是也不会离开原则。比如我来南大后任哲学系书记，我了解情况后，发现跟河北大学哲学系比，比人家矮一块，这时我就得我请人。孙老师那阵儿在北京请了很多水平高的老师，美院的水平才提高起来。我这方面也跟孙老师学习，我也从北京请了一批高人。这样呢，哲学系就提高了很多，与河北大学就可以平起平坐了。我总结这点就是我跟孙老师学习的。我跟他学的东西不少，再比如如何做人。他曾经对我说：“老阚啊，咱们这点这权利不是咱们家祖坟上长的，是人民给的，是党给的。咱们可得给大家干好事。”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俩的观点特一样。那时候学校不允许学生搞对象，而且有人门专抓这个。但是我们两个不这样，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到这个年龄段自然想交个朋友，在这方面过多的管制没有意义。我们还批准了两个学生结婚。

徐: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美术界，您对现在的美术界怎么看？

阚: 现在国家一直在提倡文化发展与创新，咱们应该创新，也应该市场化，但是我奉劝现在年轻的画家，千万不要把金钱放在第一位，那都没有意思。作为教育工作者，咱们也应该教育青年人摆正思想，给后代做出榜样来。我觉得年轻的画家还是有希望，在各方面都要学习，未来准能行。